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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件事一直刺痛着贵州铜仁市知识产权局：梵净山是铜仁的旅游胜地，却在10年前被临近的黔东南州一位个体户抢先注册了酒店类别的商标，几经波折，铜仁至今也未能将“梵净山”这个商标购回。像铜仁一样，越来越多的政府和企业开始认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。 2013年下半年，先后两批共40个城市(城区)被确定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。在这些试点城市，知识产权保护情况如何？记者日前进行了调查采访。 知识产权怎么保护？ “做好知识产权工作，光靠一个部门不行” “落户园区的企业，科技创新归科委管，发展所需土地要园区管委会审批，只有知识产权一项在知识产权局。” 这种状况让北京市石景山区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于海春体会到，做好知识产权工作，光靠知识产权部门一家不行。 如今，石景山区逐渐形成了“科委+知识产权局+科技园区”的合署办公模式。“我们是一套人马三个牌子，这样可以调动政府各部门的资源，做起工作来方便多了。”于海春说，“获批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后，很多工作都有了载体，制度创新的步伐会迈得更大。” 民众和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认识不足，也是试点工作亟须改变的局面。铜仁市的试点主题为“知识产权文化传播”，铜仁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安孝荣表示，试点工作将会侧重于全面提升社会公众知识产权意识，培育尊重知识、崇尚创新、诚信守法的知识产权文化。 北京中天金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、生产粮油设备的企业。创建之初，企业的管理者从未想过公司能与知识产权搭上边。在一次会议上，园区管委会的相关负责同志发现，这家企业在平时的研发、生产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数据、资料，有很多技术都具备了申请专利的条件。通过共同努力，企业不仅实现了专利申请“零的突破”，还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。 知识产权成果如何转化？ “科技与经济不能是‘两张皮’” 铜仁市的知识产权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，但衡量创新能力指标的有效发明专利总量较小。“有些企业认为创新费时、费力还要冒风险，得不到高额利润回报。”铜仁市知识产权局党支部书记陈涛说，“科技与经济仍然是‘两张皮’。”为此，铜仁市主推以企业为主体的专利技术实施及产业化。 从知识产权的拥有数量看，上海浦东新区无疑是上海的“大户”，2013年1—11月，新区发明专利授权2816件，占上海市的26.9%。上海浦东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、新区知识产权局局长唐石青说：“现在我们更注重提升知识产权的运用能力。” 为破解轻资产的科技企业首贷难的问题，浦东近几年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，通过财政担保的方式，提高科技企业信用等级。 上海大汉三通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就是受益者之一。作为一家以移动增值业务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，这家公司采用“人脑+电脑”的运作模式，由于缺乏可抵押的资产而借贷无门。浦东新区科委和知识产权局在对公司进行全面审查与综合评估后，为其量身定制了70万元的知识产权担保贷款，自2007年至今，连续为其提供了1010万元的信贷担保支持。 2012年底，浦东推出专利许可试点项目，借助社会专业服务机构，帮助企业进行专利项目的专业化交易价值评估和商业谈判，促进专利价值的实现。目前，已对征集到的120余件专利进行初步筛选，选出26个项目进行评估与谈判。 “我们还将推进企业将知识产权评议‘后置’变‘前置’，在项目立项前就进行知识产权评议，从而避免走他人老路，既可能侵权，又浪费资源。”唐石青说。 知识产权执法能力如何提升？ “执法人员的职业素养是关键” 辽宁东港市有人口64万多，民营企业有2.74万家，但是东港市知识产权局拥有执法资格的仅有9人。“仅靠这么少的执法人员，要想做好整个县域的行政执法工作难度非常大。” 东港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孙凤有说。 经多方调研，东港市知识产权局把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重点放在流通领域，按个性划分了“医药医疗机械行业、新闻广告行业、商场超市行业、农业农资机械行业、企业生产行业”五大区域。每个行业区域都明确第一责任人，每个责任人要做到深入调研、摸清底数，对执法服务对象了如指掌。所有的乡镇也按地域分片，每一片由一名执法人员负总责，每个乡镇的科技助理为代理人，经常反馈执法信息，并设置投诉举报电话。 “在执法过程中，执法人员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显得尤为关键。”孙凤有说。东港市知识产权局把有执法工作经验的专家、学者请到本地来，现场零距离指导，以案说法；还派人到执法机构健全、执法成绩突出、执法经验丰富的县(市)进行现场考察学习。 虽然东港市成为国家第一批知识产权试点城市，但是“国家没有更好的激励奖励措施，也没有政策倾斜”，这不免让孙凤有有点失落。他认为，国家应该适时给予试点城市更多支持，才能有利于县域级的知识产权局开展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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